我今日才體會“強扭的瓜不甜”的意思，大約與情感相關地方都是頗可以用的：比如我的一直想寫的關於《長河》的讀書筆記。然而拖到今天，我也就沒有寫出來。說完全沒有情感與想法大概不確切，然而一要寫正經東西，自己不爭氣也就緊張起來，正襟危坐，戰戰兢兢。到後仍說不出像樣話來。事情一涉及到理論或需較強條理性，我就總容易露出不足以及與不足如影隨形的膽怯來。------廢話是說得頗多了，然而這是我一向習性。我所真要說的其實是爲了這未誕生的讀書筆記，我是稍花了一點時間來整理了些資料的。如今竟仍寫不出我很遺憾，是故即使“強扭瓜不甜”，我也要勉強說幾句。不過終不能用理論文字成體系，唯有我一貫絮叨瑣碎罷了。
我最初聽到《長河》名字，是在湯哥的現代文學課上。那時湯哥給我們講《邊城》，且說明前三章不著情節、單佈地域情狀、人事、風俗的好。又特意用他不標準的普通話，將前三段拈出來讀。我受了些慫恿與誘惑，將那一段關於河、河邊渡船及黄狗的話抄到筆記本上。湯哥便是那節課上提出《長河》，將其與《邊城》並舉的。並說明這是未完之作，說明它的風格文字與《邊城》相近處，以及內容情感比《邊城》沈重痛苦處。湯哥說如果《長河》完成，成就將在《邊城》上。我聽了雖向往，卻又遺憾它未竟，又因爲看《子夜》到一半終於看不下而擱置的一點影響，怕它也是那樣對現實圖解意識太強，竟使作品成了標的，於是竟有意避開了。
後來我寫畢業論文時查資料，有意無意見到許多文章提及《長河》題記。所引大多相同，便是關於創作的說明。首先是三十年代中期湘西沅水辰河流域人事在時代變化中的變化，以及“在變化中墮落趨勢”。“農村祔所保有那點正直素樸人情美，幾幾乎快要消失無余，代替而來的卻是近二十年實際祔培養成功的一種唯實唯利庸俗人生觀。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經被常識所摧毀，然而做人時的義利取捨是非辨別也隨同湣滅了”。其次是關於《邊城》、《長河》、《湘行散記》、《湘西》創作意圖。提到《長河》時，是這樣說的：“我還將繼續《邊城》在另外一個作品中，把最近二十年來當地農民性格靈魂被時代大力壓扁曲屈失去了原有的素樸所表現式樣，加以剖析與描繪。”又說，“用辰河流域一個小小的水碼頭作背景，就我所熟習的人事作題材，來寫寫這個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與‘變’，以及在兩相乘除中所有的哀樂。”我爲這些話所吸引，去圖書館找沈從文全集裏收了《長河》那一冊來看：然而仍祇看《題記》，我仿佛有些怕似的，終究不敢觸碰。
再後來我去深圳出差，一個月時間。除了廢名的一本作品選外，還有圖書館借來的《長河》。廢名那本給我在深圳的生活很多安慰與耐心，然而我仍是沒看《長河》，仿佛是不敢，然而又仿佛是無耐心。我所謂“怕”，其原因大概祇是怕見那人事上悲涼與傷心處，怕果真那過去作品中所描述淳樸善良性格、敬神畏天信仰已蕩然無存。這怕來得有些可笑，有些太過柔和，太過個人性：然而我終於趁在上海這時機，用了兩個晚上看完它了。
《長河》體例與《雪晴集》很像。明明是前後兩相貫連的故事，卻並不用數字標明“第一章”、“第二章”順序，分著一篇篇寫來，各篇有各自名字。且每篇單獨出去，也都不大受影響，可以當作完整故事來看。這又讓我想起廢名的《橋》，後者也除第一回外，也無分章，每一篇用各自篇名寫來，各篇間也相互承續發展，文章情感得以温和流暢的順延。然而《橋》似乎又更散一些，仿佛一條曲線可以無限延長，它的空間不因文章逐漸增多而封閉，祇是延續下去，讓人覺得這小說可以一直做下去，沒有個盡頭。而《長河》經營起的空間是圓的，故事一點點增多補齊，仍是繞著一個中心，終究要形成一個相對更爲完整的、自成一格的體系。換一種說法是，《長河》比《橋》是更多一些被當作小說來經營的。這“經營”無貶義，多數原因是爲寫作背景及表達意圖的差異産生的。《橋》更多探尋生命意義，有平和的哲學美學意味；而《長河》勿寧說是現實主義的：縱使有著爲了表現人事“常”的一面，並中和由“變”而來的沈痛所特意營造的“牧歌情調”，其出發點與情感都是緣起於現實又作用於現實的。
《長河》於1938年著手寫作，祇完成了第一卷，歷經周折，被删改，又被轉來轉去。“按預定計劃，《長河》全篇共四卷規模，打算寫到苗族起義軍接受改編，蔣介石將其送上抗日前線，企圖假日軍之手消滅苗族生力爲止，完成大時代變動中苗民族和湘西地方悲劇命運的描寫。可是第一卷完成後，在香港發表，即被删去一部分；１９４１年重寫分章發表，又有部分章節不凖刊載。全書預備在桂林付印時，又被國民黨檢查機關認爲“思想不妥”，被全部扣壓。托朋友輾轉交涉，再送重庆復審，被重加删節，過了一年才發還付印。到全書由開明書店出版時，已經是１９４８年了。”（淩宇《沈從文傳》第八章《無形的防線》）。這第一卷，其著力較多處，還是一種鋪墊。寫他筆下慣熟的湘西水域人民生活，淳樸與忍耐，勞苦與艱辛，都一一存在。人們仍多秉承了信仰命運、習慣承擔命運的信念。以夭夭、三黑子、老水手、藤家橘園主人、會長等一幹人爲表現對象。然而内戰打擊與外侵威脅給這一小小水碼頭所帶來的影響，也即人事上那一些“變”，也都已明確凸現。《長河》第一卷不同於《邊城》的極大處，恐在於一種代表“惡”與“破壞”勢力的明確出現，以及作品中不再有《邊城》式傷感，雖有沈痛感慨，然而有把握得住未來的信念，文字因此而更多明朗力度。以往，凡涉及湘西人事與風物，沈從文都不憚用了最真的心來描述這小小一片地方的喜樂悲哀的。在他眼裏它體内激蕩有楚人優美的、野性的血液，它雖然有其缺失，但最終是康健的、活潑的、新鮮的，有力與美存在有其中。它總是他希望所在。然而《長河》中它血液裏有了敗壞成份出現的危險，這敗壞最初由“外面”傳入，“‘現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體的東西，不過是點綴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輸入…抽象的東西，竟祇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際世故”。因時代這種大動蕩，對偏僻地區及渺小個人，在物質與精神兩方面的侵入，實在也是無可抵擋的。最後且勢必作用於人，使當地人民在國民黨打擊（湘西是被看作“匪區”）、來往駐防軍隊和地方統治者壓迫下，自身信仰與力量被破壞，靈魂被“壓扁曲屈”，終於成就這一族區内部血液的變質。第一卷中，“惡”的代表當是駐防地方的保安隊隊長（代表了國民黨中邪惡勢力），從勒索槍款、勒索藤家橘園主要橘子到覬覦到小鹿般的夭夭，矛盾是在一個逐漸激化過程中。雖然小說中勒索橘子事到後終以一個較便宜方法解決，然而我很懷疑這正是作者唯恐作品和讀者面對時“給讀者也祇是一個痛苦印象”，特意加上去的“一點牧歌的諧趣”之一。實際這痛苦實在祇是湘西地區現實痛苦方面顶微小普遍的一面，深藏於背後的是外辱既逼近，内部卻仍面臨被兼併威脅。軍閥軍隊來來往往對地方的劫掠，長久以來湘西地區因異族身份所受的欺淩壓迫。這次沈從文終於借了他小說中人物的口，說出了“羊毛出在羊身上，還不是湘西人大家有分”和“說我們鄉下人蠻橫無禮，也是這種人，以爲我們湘西人全是土匪，也是這種人”的話。小說中鄉下人對蔣介石“新生活”運動的隔膜與駭怕，雖祇近於鬧笑話，然而那之前的中央軍呢？川軍呢？
小說第一篇《人與地》、第二篇《秋（動中有靜）》大抵與《邊城》前三章相近，先介紹辰河中部小口岸吕家坪人與事。沈從文用了他沉醉不倦的描述的筆，用列舉語氣，說明這一地區人們生活的主要方式與依靠：吃水上飯的，弄船；地面上生根的，著力於田園生産。兩種生活且可能發生更替，或並行。無論哪一種，日子都需一份忍耐辛勞，到最後可能仍免不了寂寞死去，離開這熱鬧而苦難的世界。對這生活的各樣遭際又常抱有一種天命的認知，終於一面忍耐一面多幻想，把日子過下去。又說明在金秋季節橘柚豐收的情境背景下故事的發生。“洞庭多橘柚”是真實場景。我去長沙時，在中南大學後面的小山坡及人家門口，就幾乎無一例外見一片橘林或幾棵橘柚樹。秋時結在枝頭間，明紅喜人。然而竟無人採摘。這是一種多籽橘子，在長沙根本賣不出去，因地方橘子樹多，甜而少籽的盡有，所以主人也不樂意管，任它在枝頭生長成熟又爛去。我因此頗有些偷摘橘子吃的經驗。那橘子其實很甜，祇多籽。我又曾在火車上遇見一個去過鳳凰的學生，與之攀談，他告我在吉首時，有一大隊農民用扁淺竹筐挑了紅麗明豔的橘子上車來，就扁擔坐在車廂中央，成長的一排，各自招呼說話，實在是很熱鬧的經驗。
第三篇《橘子園主人和一個老水手》起始，故事方以一種不十分緊湊節奏展開下去。一種平淡敍事手法，情節性不強。多還是將自己所經歷的人事稍加編輯與想象，放到故事中去，卻沒有有意爲一個傳奇的心。
語言方面，是沈從文後期創作的典型語言。節制，曲折，明麗。環境------尤其是自然環境的描寫，爲他一向所擅長。開篇第一段：
“記稱‘洞庭多橘柚’，橘柚生産地方，實在洞庭湖西南，沅水流域上遊各支流，尤以辰河中部最多最好。樹不甚高，終年綠葉濃翠。仲夏開花，花白而小，香馥醉人。九月降霜後，綴系在枝頭間果實，被嚴霜侵染，丹朱明黄，耀人眼目，遠望但見一片光明。每當採摘柚子時，沿河小小船埠邊，隨處可見這種生産品的堆積，恰如一堆堆火焰。”
其中明人小品的意思是非常明顯的。我又特意爲書中“性格愛繁華”一句感動，及至無意中見張岱《自爲墓誌銘》中“少爲紈絝子弟，極愛繁華”，才明白這話的出處。比起二十年代後期三十年代前期關於湘西的作品，《長河》語言有一種拗折感，不那麽明白易曉。多用四字句，結構助詞“的”的所用有很大節制，因此有鏗鏘節奏感。有時竟不能很好了解意思，至少在看第一眼時是。
